论工业社会及其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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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极大增加了城市规模和城市人口比例,而人群聚集会增加压力与攻击性。

技术变革导致现代社会的变化十分迅速,因此整个社会不存在稳定的框架和价值观。

有些人急于拯救自由却不愿牺牲技术带来的所谓好处,他们会提出天真的新式社会构想来调和自由与技术。

所有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每一个人都必需向技术的需要低头,而且理由十分充分:如果人的需求被摆在了优先于技术需要的地位,就会出现经济问题、失业、短缺甚至更糟。在我们的社会当中,”精神健康”的概念主要被定义为在多大程度一个人能够根据体系的需要行事并且不会流露出承受精神压力的迹象。

经济体系所能容纳的企业数是有限的,我们大多数人只有成为别人的雇员才可以生存。

工业-技术体系可能幸存也可能崩溃。假如该体系幸存下来,可能最终将会降低生理与心理的痛苦水平,但在此之前必须经历一段漫长而痛苦的调整期,而且人类与众多其他生命体也将付出惨重代价,永远沦为社会机器上的齿轮。更有甚者,假如这个体系幸存下来,将会导致不可避免的后果:没有任何方法能够改革或改进这一体系,使之不至于剥夺人的尊严与自主。

假如这一体系崩溃,结果依旧会十分痛苦。但是体系规模越大,崩溃造成的结果就越可怕。因此假如真要崩溃的话最好赶早不赶迟。

所以我们主张发动针对工业体系的革命。这场革命可能使用或不使用暴力,可能突然完成也可能在几十年时间里相对循序渐进地进行。我们无法预测这一点。但是我们的确为那些憎恨工业体系的人们勾勒了一套十分宽泛的方法,从而为反对这一特定社会形式的革命铺平道路。这不是一场政治革命。革命目标并非推翻政府,而是颠覆现存社会的经济与技术基础。

一般来说科学家都是这样。可能其中也有少数例外,但总体而言他们的动机既不是好奇也不是造福人类,而是完成权力过程的需要。其他动机对于许多科学家来说也有作用,例如金钱与地位。

科学技术也构成了群体权力运动,许多科学家都通过认同这一运动来满足自己的权力需求。

因此科学盲目地前进,不考虑人类种族的真正福祉或任何其他标准,仅仅服从科学家以及提供研究资金的政府官员与企业高管的心理需求。

体系需要科学家、数学家与工程师,否则就无法正常运作。

遗传工程的伦理规范事实上将成为管制人类遗传构造的手段。一部分人(多半是上层阶级)将决定如此这般的遗传工程合乎”道德”,如此这般的做法则不道德,因而他们将在实际上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整个人口的遗传构造。即使伦理规范是以完全民主的方式选择出来的,多数族裔也会将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那些很可能对于如何 “道德地”运用遗传工程另有看法的少数族裔。真正能够保护自由的伦理规范只能是一条,那就是禁止任何人类遗传工程。而我们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说,这一点恰恰不可能在技术社会中得到实现。任何将遗传工程贬低成配角的规范都不可能维持下去,因为生物技术的巨大力量所产生的诱惑是无法抗拒的。特别是在大多数人看来,大量生物技术的应用显然且肯定是有益的(可以根除身体与精神疾病,赋予人们当今世界所需要的能力)。基因技术必将不可避免地得到大规模应用,但应用方式只能与工业-技术体系的需求相一致。

技术之所以是如此强有力的社会力量的另一个理由是,在给定社会的条件下技术进步只会不可逆地朝一个方向前进。只要某项技术发明被引进,人们就往往会对其产生依赖,除非它被某种更先进的发明所取代。人们不仅仅作为个人依赖这项新技术。甚至体系作为一个整体都会依赖它。(例如请想像一下,如果没有了计算机,今天的体系会怎么样)因此,体系只能朝向更加技术化的方向移动。在不至于颠覆整个技术体系的前提下,技术将会不断地逼迫自由后退。

技术的进步十分迅速并在许多方面威胁自由(拥挤、规章制度、个人对于大型组织越发严重的依赖、宣传与其他心理学技术、遗传工程、通过监视设备和计算机侵犯隐私,等等),阻挡任何一项对于自由的威胁都需要一场单独的社会斗争。那些想要保卫自由的人会被无数的新攻势及其发展速度所压倒,他们会变得微不足道并停止抵抗。分别反击这些威胁是无效的。只有把技术体系作为一个整体来反击才有成功的希望,但这就是革命而不是改革了。

人们倾向于想当然地认为,由于革命带来的变化比改革大,所以革命也就比改革更难发动。实际上,在某些条件下革命比改革容易得多。这是因为一场革命运动能够激发出人们极大的献身热情,而一场改革运动却不能。一场革命运动许诺一下子解决所有问题并创造整个新世界;它提供人民为之甘冒风险、甘作牺牲的理想。由于这些理由,推翻整个技术体系要比对技术的某一部分—-如遗传工程的应用发展—-进行有效、持久的限制容易得多。在适当的条件下,许许多多的人会热情地献身于推翻工业技术体系的革命。正如我们提到的那样,寻求限制技术的某些方面的改革者是为了避免不良后果而工作。然而,革命者是为了获得强力的报偿—-实现其革命理想—-而工作,因此他们比改革者更努力且更执著。

现代社会不是去改变那些使人们抑郁的条件,而是给人们抗抑郁药。

但另一方面,请假设今后几十年的压力超出了体系的承受能力。如果体系崩溃,可能会有一个混乱时期,”动乱年代”,就像在过去各个时代历史所记载的那样。不可能预见动乱年代最后会产生什么结果。但无论如何人类会被赋予一个新机会。最大的危险是工业化社会很可能在崩溃后不几年就开始重组其自身,肯定会有许多人(特别是权力饥渴型的人们)急于重新开动工厂。

工业体系将人类贬低到了被奴役的状态,而憎恨这种被奴役状态的人则面临两个任务。第一,我们必须增强体系内的社会紧张态势,以加快其崩溃或把它弱化到足够程度,使得反对体系的革命成为可能。第二,当体系充分弱化时,我们必须发展并宣传一种反对技术和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当工业社会崩溃时,这种意识形态将有助于保证其残余被粉碎到无法修复的地步,这样体系就无法重组。工厂将被捣毁,技术书籍将被烧掉,等等。

工业体系的崩溃不会纯粹是革命行动的结果,它不会那么难以抵御革命的攻击,除非它自身内部的发展问题导致了极为严重的困难。因此如果体系崩溃,那么它或是自发崩溃,或是部分自发、部分由革命者促发的崩溃。如果崩溃是突如其来的,许多人都会死去,因为世界人口已如此过分膨胀,离开了先进技术就无法养活自己。甚至即使崩溃足够缓慢,人口的减少可以主要通过出生率的降低而不是死亡率的提高而实现,非工业化的过程也多半是极度混乱和极度痛苦的。幻想通过平稳控制的有序方式逐步废除技术是天真的,特别是要考虑到技术爱好者们的负隅顽抗。那么,致力于体系的崩溃是否因此就十分残酷呢?也许是,也许不是。首先,除非体系本来就已经陷入了深重的困难,无论如何都很可能最终自行崩溃,否者单靠革命者是不可能强行使其崩溃的。而且体系发展得规模越大,崩溃的后果就越严重。因此加速体系崩溃的革命者或许反倒控制了灾难的规模。

其次,我们必须权衡斗争与死亡和丧失自由与尊严这两方面的得失。对于我们之中的许多人来说,自由与尊严比长寿和避免肉体痛苦更重要。再者,我们早晚会死,死于为生存或为某一事业而战,强于活得空虚而无目的。

第三,体系的存续所带来的痛苦并不一定就比体系崩溃所带来的痛苦更少。在全世界范围内,体系已经招致、并且正在招致的巨大痛苦曾使人类千百年与他人以及环境和睦相处的古代文化被与其解接触的工业社会所摧毁。其结果就是全方位的经济、环境、社会和心理问题。工业社会的侵扰所产生的影响之一,就是传统的人口控制在全球范围内一下子失去了平衡,因而产生了人口爆炸及其所有连带后果。接着就是心理疾病席卷了整个所谓”幸运”的西方社会。没有人知道臭氧层耗尽、温室效应及其他现在还不能预测的环境问题最终会为这个世界带来怎样的后果。而且就像核扩散已经显示的那样,我们无法防止新技术落入独裁者和不负责任的第三世界国家手中。愿意猜猜伊位克或北朝鲜将用遗传工程来干什么吗?

“嗨!”技术爱好者们会说,”科学能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将征服饥荒、消灭心理病痛,让每一个人都健康而快乐!”是的,是的。他们200年前就是这么说的。人们曾指望工业社会能够消灭贫穷,使每一个人都快乐,等等。实际结果却不是那么回事。技术爱好者对社会问题的理解简直是无可救药地天真(或自欺欺人)。他们没有意识到(或故意视而不见)这样一个事实:当巨大的变化,即使是看上去有利的变化,被引入一个社会时,将会引发一长串其他变化,这些变化之中的大都分是不可预见的其结果则是社会的混乱。因此,技术爱好者们在试图消灭贫穷和疾病,设计制造驯顺、快乐的人格等等时,很可能会创造出比现在还糟糕的社会体系。例如,科学家们吹嘘说他们能够创造出新的、经遗传工程改造的粮食植物以消灭饥荒。然而,这将会允许人口无限膨胀下去,而众所周知,拥挤会导致紧张和攻击性的增强。这仅仅是技术会导致的可预见问题中的一个例子。我们强调指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技术进步给社会带来新问题的速度远比它解决旧问题的速度要快。因此技术爱好者们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试错时期才能够为他们的美丽新世界排除掉所有的故障(假设他们最终能做到的话)。而与此同时所产生的痛苦将会如此巨大,以至于体系生存下去所带来的痛苦不见得就比体系崩溃更少。技术己将人类带入了一条无法轻易逃脱的死胡同。

更好的办法是把这个腐朽的体系整个扔进垃圾堆,并勇敢地承受其后果。

现在的两个主要任务是在工业社会中促进社会紧张与不稳定,以及宣传一种反对技术和工业体系的意识形态。当体系变得足够紧张和不稳定时,一场反对技术的革命就有机会发动了。这一模式将十分类似于法国和俄国革命。在两国各自革命之前的几十年里,法国和俄国社会都显示出了越来越多的紧张与脆弱迹象。同时,提供一个与旧世界完全不同的新世界愿景的意识形态发展了起来。以俄国的情况为例,革命者积极从事于破坏旧秩序的工作。然后当旧体系面临着足够的额外紧张时(法国是财政危机,俄国是军事失败),它就会被革命一扫而光。我们预想的就是这样的道路。

大多数革命都有两个目标,一个目标是摧毁一个旧社会,另一个目标是建立革命者想像的新社会。法国和俄国的革命者没有能够成功地建立他们所梦想的新社会(这是十分幸运的事),但她们非常成功地摧毁了既存社会。

然而,一种意识形态如想争取到热情支持,除了负面理想外必须还有正面理想,决不能只破不立。我们的正面理想是自然,即野生自然,按照其本来面目运行的地球,不依赖于人类管理、摆脱人类干涉和控制的地球生灵。我们的野生自然也包括人类本性,即不受有组织社会管制、自主运行的个人,成为偶然性或自由意志或上帝(由你的宗教或哲学观念)的产物。

一个社会的经济与技术结构在决定一般人的生活方式方面远比政治结构更加重要。

我们不应主张无力或消极,我们应主张打破工业体系的权力,而这将大大增加个人和小群体的权力和自由。

(据称)贯穿整个历史,技术都是进步的,从未退步过,因此技术退步是不可能的。但这并非事实。对于”进步”的热情是现代社会形态的特殊现象,在大约十七世纪之前并不存在。


导言

1.工业革命及其后果对于人类是一场灾难。工业革命大大延长了我们这些“发达”国家的人的预期寿命了,但也使得社会变得不稳定,人类丧尸尊严,导致了广泛的心里痛苦(在第三世界则还包括胜利痛苦),并给自然界带来严重破坏。技术的持续进步将使情况变得更糟。技术进步将必然导致人类的进一步屈辱和自然界的进一步破坏,技术进步也很可能导致社会的进一步瓦解和人类更深重的心理痛苦,它甚至在“发达”国家也很可能导致生理痛苦。
2.工业–技术体系有可能存在下去,也有可能崩溃。如其存在下去,这一体系最终可能达到一个较少造成人类身心痛苦的境界,但这必须经历一个长期而痛苦的调整过程,且其代价是人类及其他许多生命体被贬低到仅仅是设计制造的产品或社会机器上的一个齿轮的地步。尤其是,如其幸存,那么,我们绝无改革或调整以防止其剥夺人类尊严及自治之道。
3.如其崩溃,其后果亦将十分痛苦。然而,这一体系发展得越庞大,其崩溃之后果就越可怕,因此,如其必然崩溃,则越早越好。
4.因此,我们主张进行革命以推翻工业体系。这一革命可以使暴力的,也可以是非暴力的;可以使突变的,也可以是有一个数十年渐进的过程。我们无法预言。但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憎恨工业体系的人们为铺平这一革命道路所应采取的行动的大致框架。浙江不是一场政治革命。这场革命的目标将不是推翻政府,而是摒除现存社会的经济及技术基础。
5.在本文中,我们将仅仅集中述工业–技术体系所带来的一部分负面发展。但这并不是说那些我们一大而过或干脆忽略的发展就不重要。为了注重实效,我们须将讨集中到那些未受公众充分关注或我们另有创见的领域。例如,环境及野生动物保护运动已十分成熟,我们就不再赘言这些问题,尽管我们认为这些问题十分重要。

现代左派心理学

6.我们生活在一个陷入深重困境的社会,几乎没有人怀疑这点。我们这个世界的疯狂病症的最广为传播的表现之一就是左翼思想,因此,有关左派心理学的讨可以作为讨现代社会一般问题的入手点。
7.然而,什么是左翼思想?20世纪上半叶,左翼思想可以说就是社会主义。今天的左派分裂了,谁是左派也不十分清楚了。在本文中,当我们使用“左派”这个字眼时,我们主要是指社会主义者,集体主义者,“政治正确性”的倡导者,女权主义者,同性恋者、残疾人活动积极分子、动物权益保护主义者等等。但并不是这些活动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左派。我们在讨左翼思想时,所指的对象与其说是一种运动或意识形态,不如说是一种心理类型,或者说一组相关的心理类型。(请参看227-230段)
8.即使如此,我们关于左派的概念仍旧是模糊不清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们只是想大致指出两类我们认为是现代左派的主要驱动力的心理倾向。我们绝未声称我们涵盖了全部左派心理学。至于在多大程度上我们的讨适用于19世纪及20世纪前叶的左派,我们暂且不下结
9.我们将现代左派两种内在心理倾向称为“自卑感”(feelings of inferiority)和“过度社会化”(oversocialization)。自卑感是现代左派的整体特性,而过度社会化则仅仅是其中一部分的特性,但这一部分是影响特别大的一部分。

自卑感

10.我们是在广义上使用“自卑感”这个词的,它意指缺乏自尊心,无力感,抑郁倾向、失败主义、负罪感、自我厌憎等等。我们认为现代左派具有这些心理感觉(有可能多多少少受到一些抑制),而这些心理感觉决定了现代左派的方向。
11.如果某个人把几乎所有涉及到他(或他认同的群体)的表述都解读成贬损,那么我们可以确认,这个人有自卑感或缺乏自尊心。这种倾向在少数民族权利支持者之中特别显著,无他们本人是否属于少数民族。他们对于标识少数民族的词汇超度敏感。“黑人”(negro)、“东方人”(oriental)、“残废”(handicapped)或“小妞”这些词汇无非是指非洲人、亚洲人、残疾人(disabled)或女人,原本并无贬损的内涵。“娘们”(broad)和“小妞”(chick)只不过是“家伙”(guy)、“汉子”(dude)、“哥们”(fellow)的女性对应词。其负面内涵是那些活动分子们自己加上的。某些动物权益保护主义者居然不准使用“宠物”(pet)这个字眼,而坚持改称“动物伴侣”(animal companion)。左派人类学家在谈及原始民族时费尽心机避免使用任何可作负面解释的字眼。他们要用“不是用文字的”(nonliterate)来取代“原始”(primitive)这个词。他们对任何有可能暗示原始文化比我们低劣的说法害怕到了变态偏执的地步。(我们并不是说原始文化比我们低劣,我们仅仅是指出左派人类学家的超敏感性。)
12.那些对于“真智商不正确(politically incorrect)”术语最敏感的人并不是普通的贫民窟里的黑人、亚洲移民、受虐待的妇女或残疾人,而是少数活动分子。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并不属于任何“受压迫”的群众,而是来自社会的特权阶层。政治正确性(political correctness)在大学教授之中有着牢固的基础,这些教授有着安全的就业保障和可过舒适生活的收入,其中大多数人是异性恋、白人、来自中产阶级家庭。
13.许多左派对那些有着弱者(妇女)、失败者(印第安人)、受排斥者(同性恋)等低劣形象的群体的问题高度认同。其实,这些左派自己觉得这些群体是低劣的。他们当然不会承认这一点,但他们确确实实是因为他们自己把这些群体看作是低劣的才认同与这些群体的问题的。(我们并没有说妇女、印第安人等等是低劣的,我们只是说明左派心理学的一个方面。)
14.女权主义者们几近绝望地想证明妇女与男子一样强,一样有能力。很明显,这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被妇女很可能不如男子强、不如男子有能力的恐惧所困扰。
15.左派仇恨所有有着强大、优秀、成功的形象的东西。他们恨美国、恨西方文明、恨白人男子、恨理性。他们仇恨西方等事物的真实动机绝非他们所声称的那些理由。他们说他们之所以仇恨西方是因为西方好战、帝国主义、性别歧视、种族中心等等。但当社会主义国家和原始文化也存在同样的毛病时,左派却为他们找借口,或至多不情愿地承认这些问题存在;而当西方文明存在这些毛病时,左派就会十分起劲并且时常是竭力夸大的到处宣扬。因此我们可以断定,这些毛病并不是左派仇恨美国和西方的真实原因,真实原因是美国和西方的强大和成功。
16.在自由派和左派的语汇中,很少有“自信”、“自力更生”、“首创”、“进取”、“乐观主义”等词汇的地位。左派反对个人主义而提倡集体主义。他们要求社会满足每一个人的需求,照顾每一个人。他们内心不相信一个人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满足自己的需求。左派抗拒竞争的概念,因为在内心深处,他们觉得自己是失败者。
17.现代左派知识分子所喜爱的艺术形式热衷于表现污秽、失败和绝望,再不然就是纵欲狂欢,把任何理性的控制抛到一旁,似乎理性不可能有任何造就,唯有沉溺于当下的感官刺激。
18.现代左派哲学家往往摒弃理性、科学、客观现实,而坚持任何事物都具有文化相对性。人们当然可以严肃地质疑科学知识的基础,可以质疑如何界定客观现实的概念。然而十分明显,现代左派哲学家并非头脑冷静的逻辑学家,他们并不系统的分析知识的基础。他们之所以攻击真理和现实是由于深陷于感情冲动而不能自拔。他们攻击真理和现实是出于自己的心理需求。他们的攻击从某种角度说是发泄敌意,将敌意发泄出来可以满足他们的权力欲。尤其重要的是,科学和理性把一些信念划分为真(也就是成功的、优越的),另一些信念划分为假(也就是失败的、低劣的),因此做派仇恨科学和理性。左派的自卑感几臻于极致,他们甚至忍受不了对事物做任何成败和优劣的划分。这也是许多左派不承认精神病和反对智商测验的原因。左派反对对人类的能力和行为作遗传学解释,因为这类解释使得一部分人显得优于或劣于其他人。左派往往将个人的能力大小归因于社会。这样,如果一个人“”低劣,则过错就不再与他而在于社会,在于他的成长环境。
19.有些自卑者变成了自吹自擂者,恃强凌弱者、无情竞争者。这类人并未完全丧失自信。而左派则连这些人也不如。左派感觉不到自我的力量和价值,却还自认为有能力成为强者,而他们的令人讨厌的行为就出自其力图使自己成为强者的努力。[1]但他们的自卑感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他们无法想象自己个人可以成为强者或有价值的人。所以左派是集体主义者。他们只有在作为一个大组织或一场大运动中的一员时才感觉到自己是强者。
20.请主义左派战术的受虐狂倾向。左派躺在车轮子前面进行抗议,他们故意挑逗警察和种族主义分子虐待自己。这些战术往往可能是有效的,但许多左派使用这些战术并不是因为她们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是因为他们喜欢受虐战术。自我憎恨也是左派的一个特点。
21.左派可以宣称他们的行动主义是出于同情心或道德原则的感召。确实,对于那些过度社会化类型的左派,道德原则起了一定作用。但同情心和道德原则并非左派行动主义的主要动机。敌意是左派行为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海游权力欲。尤其是,许多左派行为并不是经过理性计算来为他们声称要帮助的人们谋划的。例如,有人相信反歧视行动有利于黑人,然而,以充满敌意和冥顽不化的方式推行反歧视运动又能有什么意义?显然,至少在口头上或符号上,对那些认为受到反歧视行为的歧视的白人群众做一些让步之类的外交和安抚会更有效一些。但左派行动主义者们不干,因为这满足不了他们的感情需求。帮助黑人不是他们的真实目标。种族问题只是他们发泄自己的敌意和受挫的权力欲的一个借口。他们这样做实际上是损害了黑人,因为行动主义者对白人大多数的敌意会计划种族仇恨。
22.即使我们的社会没有任何问题,左派也会发明出问题来给他们提供折腾的借口。
23.我们必须强调指出,前面所述并非是对每一个左派的精确描绘。我们只是粗略勾画出左派的一般倾向。

过度社会化

24.心理学家使用“社会化”这个词来描述训练儿童按照社会的要求进行思考和行动的过程。如果一个人相信并遵从他所在社会的道德规范,并且能很好地适应社会,承担某一部分社会功能,我们就说他“社会化的很好”。如果我们说许多左派是过度社会化的,这好像很矛盾,因为人们都认为左派是反叛者。其实,许多左派实际上并不是反叛者。

25.我们社会的道德规范要求极高,以至于没有任何一个人在思考、感觉和行动时完全不违反道德。例如,道德规范要求我们不仇恨任何人,然而,几乎每一个人都在此时或彼时仇恨某个人,无论承认与否。某些人已被高度社会化,试图道德的思考、感觉和行动已经成了他们的一个沉重负担。为了不内疚,他们必须不断的在动机问题上欺骗自己,并且为他们在现实中并不道德的感觉和行为找到道德的解释。我们用“过度社会化”这个词汇来描述这些人.

26.过度社会化导致缺乏自尊心、无力感、失败主义、负罪感等等。我们的社会对儿童进行社会化训练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让他们为自己有悖于社会期待的行为或言论感到羞耻。这一点如果做过了头,一个儿童就会对这种感觉特别敏感,他最后会变得为自己感到羞耻。尤其是,过度社会化的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比轻度社会化的人们更受社会期待的限制。大多数人都会做不少不规矩的事。他们撒谎、小偷小摸、不遵守交通规则、在工作中偷懒、恨其他人、恶语伤人、背后做手脚把别人拽下来。过度社会化的人不敢做这些事,做了就会感到内疚或自我厌憎。过度社会化的人甚至不能毫不内疚地体验不不道德的想法和感觉;他们根本就不敢想到“不干净”的想法。社会化并不仅仅牵扯到道德,它要求我们遵从的许多行为规范并不能归到道德名下。过度社会化的人被套上了心理枷锁,只能按照社会为他指定的轨道了此一生。这使得许多过度社会化的人感到抑郁和无力,生活成为苦刑。我们认为过度社会化是人类折磨自己同类的酷刑之一。

27.我们认为现代左派之中非常重要、非常有影响的一部分是过度社会化,他们的过度社会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现代左派的方向。过度社会化的左派多半是知识分子或出身于上层阶级的人。请注意大学里的知识分子[3]是我们社会中社会化程度最高的一部分,也是最左倾的部分。

28.过度社会化的左派试图通过反叛来摆脱其心理枷锁并实现自主权(autonomy),但往往却缺乏反叛社会最基本价值观的力量。一般说来,今天的左派的目标不是与既定道德作斗争,正相反,左派接受既定的道德原则,把这种道德原则看成是自己的,然后指责主流社会违反了这些原则。例子:种族平等、性别平等、帮助穷人、和平反战、非暴力、言论自由、爱护动物;更为基本的:个人服务社会与社会照顾个人。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社会(至少是中、上层阶级)长久以来的深层价值观。这些价值观都是由主流媒体和教育体制直接或间接地灌输给我们的。左派,尤其是过度社会化类型的左派,往往并不反叛这些原则,而是声称(倒也不失正确)社会没能实现这些原则,以此作为他们对于社会抱有敌意的正当理由.

29.这里举一个实例来说明,过度社会化的左派实际上与我们社会的常规难舍难分,却假装反叛者。许多左派一再要求反歧视行动,要求把黑人提升到高位,要求改善黑人学校的教育并投入更多的经费;他们把黑人“下层阶级”的生活方式看作是社会的耻辱。他们要求将黑人整合进体制,把黑人变成企业主管、律师、科学家,就像上中阶级的白人一样。左派声称他们决不想把黑人变成白人的复制品;他们是要保留非洲裔美国人的文化。然而,何谈保留非洲裔美国人的文化?除吃点黑人饭、听点黑人音乐、穿点黑人衣服、去几趟黑人教堂或清真寺,哪里还有什么黑人文化?黑人文化只能存在于这些最肤浅的东西之中了。在所有本质方面,多数过度社会化类型的左派都是要把黑人按照白人中产阶级的理想进行改造,他们要黑人学习技术专业,成为企业主管或科学家,把一生耗费在爬地位阶梯上,以证明黑人和白人一样优秀。他们要黑人父亲“负责”,他们要黑人团伙放弃暴力,等等。但是,这些都是不折不扣的工业–技术体系的价值观。这个体系并不在乎一个人听什么音乐,穿什么衣服,信什么宗教,只要他上学,有体面的工作,爬地位阶梯,做“负责”的父亲,非暴力等等。实际上,不管过度社会化的左派如何极力否认,他们是要黑人整合进体制,要黑人接受体制的价值。

30.我们并没有说左派,甚至过度社会化的左派,从未反叛过我们社会的基本价值。显然他们有时候也反叛。某些过度社会化的左派甚至翻盘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原则,他们甚至诉诸暴力。照他们自己的话说,暴力对于他们是某种形式的“解放”。换句话说,通过暴力行为,他们打破了从小灌输进他们的心理制约。因为他们过度社会化,这些制约对于他们就比别人来得严厉,所以他们需要摆脱它们。然而他们却往往用主流价值来论证自己的反叛的正当性,如果它们使用暴力,他们总是声称他们在与种族主义战斗之类。

31.我们知道可以对前述的丑陋的左派心理学提出多种反论。实际情况十分复杂,即使所需的数据都可以得到,完整的描述也需要更多的笔墨。我们只是非常粗糙的勾画出现代左派的两种心理倾向。

32.左派的问题体现了我们社会整体的问题。缺乏自尊、抑郁倾向和失败主义并不仅仅局限于左派。虽然这些问题在左派身上特别明显,它们却是我们全社会的痼疾。今天的社会对我们进行的社会化的努力比过去的社会更高。我们甚至要有专家来知道如何吃、如何锻炼、如何做爱、如何带孩子等等。

——Industrial Society and Its Future/希尔多·卡辛斯基(Theodore Kaczyn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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